“这是真正要改正朔啊！”

很多臣子心中，升起这个念头。

这让反对的人，陡然少了起来。

对于他们来说，反对皇帝闲着没事改正朔，那是天经地义的事情。

皇帝如果因为这种事情惩罚自己，那会是自己的荣耀，就像以前受廷杖一般。

可惜当今皇帝登极后，一次也没打过板子。

这让一些人甚至暗暗叹息，觉得少了个扬名捷径。

所以他们在皇帝改正朔的事情上，是不吝啬表达反对的。

就算是拼着假期时间不要，他们也要立下维护正朔的功绩。

不过，在皇帝提出把正朔朝贺仪改在明堂后，事情就陡然变了起来。

因为他们认识到皇帝不单是改变朝贺仪的日期，还要改变范围。

这是真正要改正朔，不是说着玩玩而已。

那么他们对此事，就必须要慎重了。

因为牵涉到明堂后，事情就和国会有关，关系到重制礼乐。

在重制礼乐已经得到广泛支持、国会设立也被大明上下期盼的情况下，他们如果站在对立面，后果很可能是再也不能翻身。

就像当年大礼议中反对世宗嘉靖皇帝的臣子，都没能翻身一样——

当今皇帝的大礼议，就是重制礼乐。

主导重制礼乐的刘宗周，对于皇帝打算在明堂举行正朔朝贺仪，内心是震惊喜悦的。

作为一手负责重制礼乐的人，他早就认识到皇帝所谓的重制礼乐，对大明的改变不亚于改朝换代。

既然如此，改正朔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的事情，他神情激动地道：

“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》中篇有言：天视自我民视，天听自我民听。”

“上天所见所闻，皆来自于民众。”

“陛下身为天子，驾临明堂接受朝贺，可谓应有之义。”

这就是为何群臣认为，天子在明堂举行正朔朝贺仪，由受命于天，变成同时受命于民的原因。

天子在明堂中接受民众代表的朝贺，那就表明他会聆听民意。

《尚书·周书·泰誓》上篇的“天矜于民，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，自然也会对天子有约束力。

这对于一直致力于约束皇权的臣子来说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，同样也是他们支持设立国会的原因。

在皇帝把正朔朝贺仪和明堂国会挂钩后，它就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。

很多臣子开始考虑接受这一点，同时心安理得地享受新历法规定的假期。

不过，有关正朔的改变，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。反对的臣子仍旧很多，尤其是当今皇帝改革朝会后，让朔望朝仪更加重要。

礼部尚书成基命就说道：

“陛下先前改了朔望朝仪，如今要采用新历改变朔日、望日，朔望朝仪要怎么办？”

“祖陵朔望祭祀、儒学朔望行香，这些和朔望有关的礼节，应该如何改动？”

委宛表示朔望干系甚大，不应该轻易改动。

对此，现在转而支持正朔朝贺仪的刘宗周道：

“朔望朝仪，本是取月初、月中。”

“既然朔日、望日要改动，那就定为初一、十五。”

“仍是这两个日期，又有什么妨碍？”

朔日以前指的就是每月初一，但在新历法下，初一和朔日不再是同一天。

刘宗周认为改称初一就行了，就像正月朔日，不再指正旦一样。

望日同样不再和十五挂钩，改为十五这一天。

对此朱由检是赞同的，还说道：

“十五逢五休沐，改成十六更好。”

“以后朔望朝仪，就改为初一、十六举行。”

“半月举行一次，称为半月朝仪、简称月朝仪。”

“参加的官员仍旧按惯例称为朝参官，和常朝官、常参官对应。”

“朔望日的祭祀，也改为初一、十六，不再以朔望称呼。”

这让只能参加朔望朝的官员，悄悄放下了心。

唯有常朝官有些不快，因为十六那一天恰逢三六九，他们的常朝时间，被半月朝侵占了一天。

以后他们就会从九参官下降为八参官，和皇帝交流的机会，将会减少一次。

尤其是在参加常朝上有优待的科道官员，对此反应激烈。

面对这些人的异议，朱由检道：

“十五日是休假，本来不该安排工作。”

“但是如果诸位愿意，也可以自愿加班。”

这就让那些不能参加常朝的小官不满了，他们参加朝会大多只是做个样子，很少能得到发言的机会。

为了这个减少一天休假，他们当然是不愿意。

那些经常能见到皇帝的大臣，对此更是不满。

他们本来就嫌常朝上的科道官员太多，处理事务不方便。

皇帝减少常朝，是他们求之不得的事情。左都御史王在晋就说道：

“此前望日朝会之后就是常朝，连续参加朝会的官员，都是深感疲惫。”

“臣以为这种人数众多的朝会要减少，常朝可像唐朝一样五日一朝，改为一、六日举办。”

吏部尚书郭允厚、户部尚书毕自严、刑部尚书王永光等人，对此纷纷附和。

常参官普遍不喜欢参加朝会，他们更喜欢和皇帝面对面交流的常参。

就连朱由检也有些心动，因为在登极两年多后，他对每隔三四日就要举行的常朝，也有一些倦怠。

要不然也不会趁着改革朔望朝，趁机减少一次。十五、十六日接连举行朝会，他这个皇帝更嫌累。

他所定的120多天休假方案，不止是为了让群臣休息。还为了让自己有更多的闲暇，有时间休息一番——

休假时间确定后，假期发生的事情，自有值班的人处理。除非十分紧急的事情，根本就不用递到他面前来。

如果像王在晋所说改为五日一朝，那他可就是更加轻松惬意了。

不过对于这个方案，不能参加常参的常朝官，自然是激烈反对。

如果真按王在晋说的改为一、六日举行，在去掉由朝参官主导的初一、十六月朝仪后，他们就只有初六、十一、二十一、二十六这四次参加常朝的机会。

相比唐朝的六参官都有所不如，更别说按现在这个减法，他们只是从九参官降为八参官。只是在三六九可能放假时，偶尔还会减少而已。

所以这些人转而认为减去十六日的常朝没问题，常朝仍旧要在三六九日举办。

这让朱由检一阵可惜，没能趁机再减少朝会。

不过，这个小插曲也让他察觉，群臣对朔望改变的事情，反对没那么坚决。

要不然他们就不会煞有介事地讨论朝会次数，仿佛真要按这个讨论改变一般。

但是反对朔望改变的仍旧有，礼部右侍郎李标在目视钱谦益没有得到回应后，作为前任太常寺卿的他就说道：

“除了朔望祭祀外，民间和月亮有关的节日有很多，这些要如何改？”

“比如上元节、中元节、下元节这三元节，还有中秋节等节日，应当如何改变？”

对此朱由检早有定计，说道：

“中秋节可以定为团圆节、秋收节，在秋收的时候举行。”

“八月的月圆之日，就是它的日期。”

“然后和头尾的五、十连起来，一共放假六天。”

这个假期安排，让群臣一阵惊呼，显然是觉得这个假期太好了。这么长的假期，离家不远的人都能回家团聚。

很多官员对采用新历后的放假安排，更加心动起来。

然后他们又听到皇帝道：

“至于上元节等三元节，这是道教的节日。”

“无论道教还是佛教、景教，它们的节日朝廷都不做特意放假安排。”

“教会可以自己放假或者举行活动，宗教风俗浓厚的地方，还可以像一些部族的泼水节等节日，制定地方假期。”

“地方假期由地方议会决定，朝廷假期以后由国会表决。”

这个安排，让负责国会的刘宗周更是满意，群臣也觉得皇帝尊重民意。

具体到上元节的事情上，朱由检道：

“上元节在朝廷的假期里称为元宵节，这个节日主要是举行灯会，它和月亮的关系没有中秋节那么紧密。”

“卿等以为是定为正月的月圆之夜，还是固定为正月十五日？”

这个就有一些争议了，尤其是皇帝打算把元宵节缩减为三天，相比以前的十天大大减少。

有些喜欢元宵节的人，对此是据理力争，拿着各种正月望日的记载，说明元宵节就应该定在正月的月圆之夜。要像中秋节那样连着放假六天甚至十一天，才符合这个节日的身份。

也有人认为元宵节的花灯太过奢华，纯粹是劳民伤财。恨不得取消这个节日才好，更别说放个长假过节。

不过这种人很少，最终朱由检决定，交给国会讨论：

“元宵节日期怎么定，朔望要怎么改，朕以为还是要让国会决定，听听民众的意见。”

“如果民众觉得这样不错，朝廷以后就使用新历。”

“如果觉得不好，那就按原本的历法来。”

“刘先生，你在年后国会和涿鹿区议会重开时，让议员们讨论一下，要不要采用新历。”

“如果要用的话，那就和旧历并用，在京城和涿鹿区试行三年。”

“试行期间，京城和涿鹿区的公职人员，按新历法休假。”

“官员在不需要按旧历参加朝会时，同样也可以在新历假期安排放假。各种公文上面，要同时注明新历时间。”

“工资、工时等等，都按新历计算。”

打算先撇开有关正朔的争议，把新历法以试用名义推行假期。

只要官员习惯了这种放假，以后就是让他们不用新历，他们都不愿意。

那时候自然会有大儒转动脑筋，从古籍上寻找说法，为新历法辩解。

有关正朔的争议也因此告一段落，群臣开始享受正旦宴饮。

一些人食不甘味地吃着，甚至在想这不会是最后一次正旦宴会，以后会如同皇帝所说，改为官员和议员一起参与的正朔宴。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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