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不当人子！不当人子！”

“张天如仗着皇上宠信，根本没把我这个前辈放在眼里！”

看着《明报》上的文章，钱谦益破口大骂道。

之前他因为张溥用笔名发表了有关恒产的文章，高屋建瓴地和对方讨论了一下这个问题。

既显示了前辈的姿态，又把张溥的理论吸收进了《恒产论》。

本以为张溥应该满足，为得到他这个学界泰斗的肯定而欢喜。

没想到张溥丝毫不领情，在《明报》上开设了专栏，邀请各方士子讨论有关恒产的理论。

这毫无疑问冒犯了钱谦益的权威，气得他破口大骂，认为张溥不当人。

与之相比，刘理顺就显得可爱多了。虽然在恒产理论上有建树，却更重于实践。如果能做出成效，钱谦益就会受益。

钱谦益思索之下，决定支持这个状元。让他冲锋在前，帮自己实践恒产论。

很快，他以《大同报》为阵地，旗帜鲜明地表示对刘理顺的支持。还同样开辟了专栏，在报纸上讨论恒产论。

一时间，《大同报》和《明报》这两份报纸，借着有产税吸引的注意力，在北直隶发行量大增，甚至超过了《京报》。

各种观点在报纸上层出不穷，吸引了很多文人士子讨论。

在师范学堂读书的顾炎武，毫无疑问参与其中。而且因为对涿鹿区改制的了解，他提出了一种观点，那就是由涿鹿区议会商议，决定如何征收有产税。

并且还提出禁限私租，避免那些有产者，把赋税转嫁给佃户。

朱由检看到这篇文章，对顾炎武大加称赞。

因为他在了解当前其它国家的议会后，知道法兰西三级会议的主要作用就是征收新税。

法兰西国王极力摆脱这个限制，争取到不经三级会议同意征收新税的权力。

但是大明和法兰西的情况却不一样，朱由检思索之后，认为大明需要一个机构确定赋税——

他需要让民众明白，自己不会随意增加新税种，对他们随意征税。

作为一个官僚为主的社会，大明的家族只要几代出不了官员，很快就会衰败。

其中一个原因，就是贪官污吏太多。没有官身护着，再大的家族也经不起折腾。

但是这些贪官污吏征收的赋税，大部分并没有收到朝廷手里。朝廷担着骂名，却没有得到实惠。

为了限制这些人胡作非为，朱由检决定把监督征税的权力，下放给各级议会。

并且由国会决定各种税收的税率，以及是否增加新税。

这样他固然把税收的权力让渡出去一部分，却也有利于形成社会共识。对不想纳税的群体，依法予以惩治。

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朱由检召来刘宗周，询问他涿鹿区议会的进展，是否能承担此任：

“朕在之前说过，重制礼乐，就是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。”

“权力如何分配，朕和诸位大臣一直在商议。”

“财富的分配，需要从征税上体现。”

“朕决定由国会监督和确定税率，涿鹿区议会能否承担这个重任？”

刘宗周听到这些，心情有些激动。

因为建立国会，是他受任重制礼乐之后提出的第一策。

皇帝如此支持，甚至要授与国会分配财富的权力，让他如何不受到触动，认识到皇帝的诚意——

以前的皇帝都是想着如何搜刮民财，当今皇帝却主动限制自己，把征税这么重要的权力，授权给了国会。

如果他办不好这件事，自己都没脸主持重制礼乐。所以他斩钉截铁地道：

“能！”

“涿鹿区议会一定能承担此任。”

“臣这就前往涿鹿，督促他们对有产税进行商议。”

下决心无论如何，都要确定有产税这个新税种，对那些富裕人群，进行额外征税。

朱由检担心这件事情通不过，询问刘宗周道：

“涿鹿区议会现有多少人员？”

“是否按比例选出士农工商代表？”

刘宗周闻言回道：

“按照陛下之前定的政策，农工商各占两成，士人则占四成。”

“其中士人又包含文士、军士，以及捐纳的公士，由陛下和朝廷任命，相当于国会的资政。”

“如今涿鹿区议员共有二百人，致仕官员和举人秀才等文士四十人，退役军官三十人，其他宗教界等人士十人，皆由臣等指定。”

“农工商各有四十人，尚未完全满员。”

朱由检闻言皱眉，询问道：

“议员很难选吗？”

“难道涿鹿的民众对此不积极？”

“还是能被选举的人不多？”

按照之前他和刘宗周等人的商议，是对所有依法纳税的成年人授予选举权。

不过被选举权，只有公士以上身份才能拥有。

也就是说，如果想被选为议员，除了捐纳公士这条路外，必须拥有秀才功名，或者被朝廷授予庶士、造士、少尉等勋级。

只有这些人才能被选上，成为涿鹿区议会的议员。

朱由检担心的就是涿鹿区拥有被选举权资格的人不多，凑不齐议会所需。

刘宗周有些尴尬地回道：

“之前选出来了，但是有些农户代表，被认为是士人。”

“还有就是工商代表，被很多士人非议。认为他们没资格成为议员，不配和他们商议。”

“再加上一些议员被查出曾经偷税漏税，因此被迫退出，尚未补充上去。”

朱由检微微点头，认识到议会开办的难度。

当前的大明，是一个农业为主的社会。其中士绅又作为农民的代表，大部分都是富户。

这些人掌控着地方的权力，当然不愿意和底层分享。

即使他们的议员名额高达四成，也不愿把另外六成让出去。

所以朱由检强调道：

“士农工商，国之四民。”

“大明的地方议会，就是四民会议——”

“要让士农工商，都要能聚在一起商议。”

“有什么不满在会上说，不要随意生乱。”

“这是朕开办议会的初衷，也是安稳地方的关键。”

“所以议会一定是要四民皆有的，就是比例可以浮动些。”

一边说着一边思考，朱由检最终决定道：

“对于工业和商业纳税占比在两成以上的地方，工商出身的议员要有两成。”

“不足两成的地方，可以适当削减，但不得少于一成。”

“农业代表不限定身份，允许秀才等士人参选。但是选出来的代表要分为三种，按照所拥有的土地，分为恒产家庭、贫困家庭和富豪家庭。”

“恒产家庭出身的农业代表占一半，贫困家庭和富豪家庭平分另一半。”

“这是暂定的比例，涿鹿区议会不足的人员，按这个比例补充。”

刘宗周听着皇帝的指示，觉得比之前划定的比例合适些。

但是恒产和贫困、富豪家庭如何确定，却还没有标准，所以他请求道：

“如今恒产者标准未定，臣请这一届议会稍微放松些，下一届议会再定。”

朱由检想了一下，说道：

“那就把这一届议会，定为临时议会。”

“商定议员比例后，明年另外选出。”

“以后议员六年一届，每三年改选一半。”

“在同一议会担任议员的总时间，不得超过十八年。”

用这一个规定，避免一些人盘踞地方议会，拥有太大的影响力。

以后还会有更多的限制，避免地方议会被部分人把持。

可以说，如今议会的一切，都还非常粗疏。需要在实践中，一点一点完善。

为了确保有产税能够成功征收，朱由检将钱谦益、张溥、顾炎武等人都派过去，宣扬他们的观点。

这些在天下间都有名气的人，想必会影响一些人的态度。他们也能在实践中，完善相关理论。

一时间，整个北直隶的目光，都聚焦在涿鹿区。

所有人都知道，涿鹿区议会的结果，将会决定北直隶是否征收有产税。

对于皇帝这种做法，朝野上下是称赞居多。

因为皇帝没有独断专行，而是把是否征收新税的权力，交给民众讨论。

大部分官员士绅都觉得这个办法很好，能够约束皇权、限制皇帝的胡作非为。

很多人对国会更加期待，认为国会建立后，他们能进一步限制皇帝的权力。

一些有远见的，甚至开始为自己所在地方建立议会后、推出家族议员做准备。捐纳公士的人猛然增多，朱由检因此又收到很多钱财——

相比考取秀才来说，还是捐纳公士容易点。

也有些人把目光瞄向了造士，想要靠发明获得勋级。

还有些人决定从军，谋个从九品少尉身份。

或者参加武道大会，被赐予公士身份。

这些人都能拥有被选举权，有担任议员的机会。

不过最高兴的还是秀才，这些以前因为没有政治权力、在乡间经常闹事的生员，对当今皇帝最为拥护。

因为他们不但能被指定为士人代表，还能被选举为农业代表，有很大的机会成为议员。

甚至，一些家中从事工商的，还在报纸上呼吁，秀才应该有成为工商行业代表的机会，不能局限在农业。

可以说，这些以前没有政治权力的人，在议会这件事上最积极——

他们在看到获得政治权力的机会后，就毫不犹豫地扑上去。

那些富户的声音，也因此受到打压。因为大明的秀才人数实在太多了，大多都称不上有产者。

在那些富户还没有适应报纸这种舆论媒体、无法影响天下间的舆论时，这些秀才的声音是主流，他们大部分支持有产税。

涿鹿区的议员也是如此，别看有很多士人出身富裕家庭。但是朝廷指定的士人代表，却大多支持皇帝。

军官是因为刚刚被清理了一遍，不配合的都被调去东宁卫。再加上军官的世业田另有政策，担任议员的退役军官，自然不会硬着头皮和皇帝过不去。

致仕文官则大多和宦官有联系。大明的宦官主要出身北直隶，和宦官没有联系的文官，可以说寥寥无几。

朱由检虽然没有在涿鹿区议会大肆任命阉党，但是被指定为议员的致仕官员，大多和宦官的关系不太差。

宫里面的太监，对他们很有影响力。

就连农业代表，拥有很多土地的有产者也不占主流。

拥有百亩土地以上的富户，大约只占所有农户的百分之五。

千亩土地以上土地的，更是可以说凤毛麟角，而且大多是致仕官员。

纵然他们成为议员的几率高，但是在人数上，却并不占优势。

而且在皇帝和刘宗周、钱谦益等大臣，以及文震孟、刘理顺、史可法、陈仁锡等官员明确表态，赞同征收有产税的情况下，这些人就是抱着不被盯上的心思，也不敢公然反对。

议会商议的结果，自然可想而知，有产税这个税种，几乎被全票通过。只有寥寥无几的议员，选择弃权或反对。

不过对什么样的人是有产者，争议就比较大了。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在百亩，有些人觉得应该定得更高一些，二百亩或三百亩以上，才能称为有产者。

最终，还是在刘理顺的坚持下，有产者的标准，被定为拥有百亩以上土地。

超级有产者的标准，被定为拥有千亩以上土地。

恒产者的标准，被定为拥有三十亩到一百亩土地。

低于三十亩土地的，被定为贫困家庭。

尤其是低于十亩土地的，被定为困难家庭，移民和减免赋税的时候，要优先考虑他们——

按照之前的统计，涿鹿区的平均亩产，大约在两石左右。一户五口家庭拥有十亩土地，能收获的粮食大约二十石，平均每人的口粮，只有四石左右。

按照朝廷的赈灾标准，一个成年人每年至少需要三石六斗粮食，小孩则是一石八斗。

这样的家庭缴纳赋税之后，几乎可以说是挣扎在生死线上。距离成为需要赈灾的流民，只有一线之差。

他们大部分需要租种土地，才能生存下去。

为了避免地主向他们转嫁有产税，顾炎武提出的禁限私租，同样在议会上得到讨论。

但是对于这个提议，反对的人就多了。

那些出租土地的人，普遍不想地租受到限制。

有些人甚至表态，如果议会定下最高地租，他们会收回土地，不再出租出去。

（明末安徽休宁县二十七都五图土地分配情况。可以看出百亩以上地主比例大约2.5-5%，占地比例则高达三到五成。十亩以下的困难农户比例高于一半，拥有土地总计只有二百亩左右）(本章完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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